哪位上将战功赫赫 晚年其骨灰却被请出八宝山

2016-06-28 23:05:17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50

新中国诞生已经60多年了,无数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与世长辞之后,他们生前不辞辛苦、献身事业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怀念。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却有一位前半生功勋卓着,但死后却被撤销悼词、开除党籍、骨灰请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上将——谢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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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治,1909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峰岗乡。他家世代务农,生活贫寒。小时候,他放过牛,种过地,喂过猪,也时断时续地读过私塾。青年时,谢富治头脑活络,也很勤奋,常从亲朋好友处借一些书报来读,因而见识较广,周围常常聚集着一些同龄青年。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攻占武昌,湖北各地农民运动勃兴。谢富治同一帮青年也跟随这些农民打起了土豪、分起了田地。1927年“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农民运动遭到镇压,大批农民运动骨干被砍头,谢富治受到惊吓,逃回了老家。在农民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谢富治回老家躲避时,与谢富治同龄又同乡的李先念却毅然跟共产党走,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震撼了青年谢富治的心灵,促使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参军后,谢富治作战勇敢,打仗也有办法,很快就升任红军的连指导员。此后,他一步步晋升,先后当过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

30岁还不到,就成为红军高级将领,谢富治应该说还是出类拔萃的。他带部队有一套办法,打仗也肯动脑筋,在开辟和巩固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战斗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上世纪30年代初,在张国焘主持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鄂豫皖苏区曾经实行过一套过“左”的政策,仅仅在对内部人员审查的过程中,就有许多红军将领和干部被迫害。

这一时期,谢富治紧跟张国焘。在“肃反”过程中,他常无端怀疑别人,整黑材料,审讯干部,惟张国焘之命是从。因此,鄂豫皖苏区许多干部被排挤、打击、降职,甚至杀害,但谢富治的职务却上升了,当上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主管干部工作,掌控人事大权。

当然,应该肯定的是,谢富治对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也是做出过贡献的。他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建立以来的许多重要战役。在红四方面军反“围剿”的战斗中,他打过不少防守战和进攻战,成团成营地歼击过国民党军队;在随部队西进川陕开辟川陕苏区的过程中打了不少胜仗,四川军阀武装都怕他三分;在战斗中,他常身先士卒,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在部队遭受挫折时也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

谢富治参加过长征。跟随张国焘,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在现实面前,他认识到张国焘搞的那一套不对头,因此他反对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

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清算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但对他手下的干部还是团结和爱护的,谢富治也受到了中央的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进行整编,谢富治被任命为八路军三八五旅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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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三八五旅的旅长是陈赓。应该说,谢富治与陈赓的合作是好的。许多重要战役都是他们二人共同商定后组织实施的。谢富治与陈赓一起,创造了许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好的办法。抗战八年,谢富治在太岳地区活动了八年,可以说,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发展,壮大我军,是做出了贡献的。

1945年9月,谢富治任晋冀鲁豫太岳纵队政治委员。重庆谈判期间,陈赓、谢富治正确地领会中央意图,发起上党战役,配合了重庆谈判。重庆谈判后不久,谢富治改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政委。1947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在这个纵队基础上组建兵团。这就是名盛一时的“陈谢兵团”。陈谢兵团组建不久,就奉中央之命,挺进豫西,牵制并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挺进中原。1948年5月,谢富治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成为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一员战将。陈赓、谢富治还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立下赫赫战功。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谢富治任二野三兵团政治委员,兵团司令员是陈锡联。谢富治与陈锡联合作得也很好。他和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在渡江战役中,三兵团打得很好,渡过长江后向西南开进也很迅速。不久,他又与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西南战役,解放了西南地区主要省份,然后又率部进军云南。云南解放后,第三兵团就驻扎在云南。

建国后,谢富治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实际上是云南省的党政军“一把手”。

谢富治治理云南,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组织了云南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领导了云南的土地改革,指挥部队剿灭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为恢复云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做了大量工作。

更值得一提的是,谢富治在云南抓禁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他组织人民武装力量,调动社会力量,组成了打击贩卖毒品的专门机构,还做了大量禁毒的宣传工作。经过努力,云南长期存在的吸毒贩毒现象基本绝迹,安定了社会,也大得了人心。

由于有战功,治理云南又有成绩,谢富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央重视。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
年,他又奉调中央任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兼政委。1965年,谢富治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兼任公安部部长。

“文革”初期,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邓开炮。谢富治抢先放了“头炮”,把靶子对准邓小平,诬陷邓在全国解放以后变得越来越不尊重毛主席。江青对谢富治的表现很满意,高度称赞他“批得好”。此后,在“批邓”中立了“功”的谢富治开始受到江青的重视,并受到“重用”。在这次会议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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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革”初期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将军回忆:刚开始时,谢富治还经常挨江青的批,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也不让他参加。后来陈伯达对谢富治说:“江青同志批评你是爱护你,正说明你是个好同志。”有了陈伯达这句话,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让谢富治参加了。谢富治还得意扬扬地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了傅崇碧:“对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双手握。”傅崇碧闻后不禁感到愕然。在批邓问题上,傅崇碧曾劝过谢富治:“过去小平同志是你的直接领导,对你那样好,你对邓应该是了解的。邓是上过《毛选》的。你批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谢富治的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摆出老上级的架子说:“你没听说过的多着哩。”

在1966年10月24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谢富治作了长篇发言,将刘、邓的“问题”分为历史和现实的两个方面。邓小平是谢重点批判的靶子,他说:“邓小平到北京工作后,发展得很坏。他的错误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不接近主席,对主席没有感情、抵触,以至反对毛泽东思想。什么‘形式主义’、‘庸俗化’等等反对学习主席着作的谰言,不少是从他那里来的。”谢富治还建议将被批者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范围内公布和批判,实际上就是要把批判打倒刘、邓的运动推向全社会。一个多月后,张春桥指使蒯大富在北京搞起了“十二·
二五大行动”,此后打倒刘、邓的大字报便铺天盖地涌向了大街小巷。

从1967年起,谢富治担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谢富治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中央军委的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年1
月,谢富治又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据宋任穷回忆,康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好的,一个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张春桥,一个是北京军区的政委谢富治。”康生的话反映了谢富治在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报纸历来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在
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的报道中,谢富治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名为第21位,一年后的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报道中,谢富治的排名升至第16位,1968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报道说:“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然后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等人。谢富治的名次骤然上升到了第9位。

迫害刘少奇、王光美的元凶

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冤案,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案。在制造这一冤案的过程中,谢富治是主要元凶之一。1966年12月18日,中央举行碰头会,决定设立专案组对刘少奇、王光美“历史问题”进行审查。鉴于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审查,便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担任了“王光美专案组”的组长。谢富治虽名为组长,但却一直将组员江青的意志奉为“旨意”,一切都听命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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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明显升级。3月21日下午,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与会人员时,正式决定将刘少奇所谓的历史问题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此后的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控制之中。

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中央并没有明确规定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江青、康生、谢富治在实际工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同年5月,他们口头宣布把“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审查刘少奇的各种文件和报告中,却从来不用“刘少奇专案组”或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仍署名“王光美专案组”。这种令人奇怪的现象,反映出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人的做贼心虚。

诬陷王光美,目的是陷害刘少奇。江青、康生、谢富治不止一次地交代专案组:刘、王是一案,“不可分割”。他们将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

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谢富治与江青、康生等人直接控制、指挥了刘少奇专案组,使它完全成为一个制造伪证、假证的机构。1967年10月23
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会议上说:“刘少奇自首叛变问题,有个八九成;陆定一叛变自首,也是八九成,可能还是内奸。”不重证据而仅凭推测,就是这位公安部部长的办案逻辑。

1968年9月,谢富治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整理出3份所谓的“罪证材料”,送到了住在钓鱼台11号的江青的手中。经过江、康、谢3人在钓鱼台的紧张策划,逼供而来的3份“罪证材料”被改写成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最后经张春桥修改定稿。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1967年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每两三天召开一次。在2月11日的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搞乱军队。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
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谢富治插话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一步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些老同志的正义抗争,被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诬陷为“二月逆流”。当时在会上只有谢富治为中央文革江青等人辩护,这得到了江青的欢心,她说:“谢富治是惟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难得。”这也使谢得到了江青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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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了围攻、批斗,谢富治在“政治生活批评会”上紧跟张春桥,说老帅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帅”、“三副”要么受冲击,要么靠边,要么被打倒,一下子倒了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再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被排挤,刘伯承年老体弱,剩下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5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于是,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党的领导机构,名曰“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谢富治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不能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为此江青向毛泽东提出,要谢富治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回答说:成员不扩大,他可以经常列席文革小组会议。谢富治就这样成为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一员。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加上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共计12人。

1967年4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谢富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11日的会上,徐向前对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近3个月来的工作进行了检讨。陈伯达首先对徐向前开了炮。谢富治接着说:“你徐向前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徐向前回答说:“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样啊!难道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吗?”

谢富治的表现使他继续得到重用。1970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决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3人组成的小组负责领导。林彪事件发生后,谢富治继续做新的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

炮制《公安六条》制造冤案

谢富治的工作主要是在公安系统,他对公安系统造成的危害也最大。1966年12月,谢富治炮制了一个《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谢富治还“谦恭”地写信给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等人,说“因为我们水平低,不可能搞出一个像样子的东西出来”,“千万请你们几位同志帮助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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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公安六条》。这个《公安六条》造成了大量的冤案。根据该文件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以现行反革命论处”。而在实际工作中,又扩展到了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不满的,也是“反动行为”,要“依法惩处”。当批斗“走资派”开始成为主流后,一些干部子弟的红卫兵不理解,组成了“联动”,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联动”
打出了“打倒谢富治”的口号,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曾6次冲进了公安部。谢富治秉承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旨,下令先后抓了400多名“联动”成员,投入狱中。他恶狠狠地说:“‘联动’是一批反革命分子,将来我非枪毙他们几个不可,要杀一儆百!”

1968年1月,康生伙同谢富治制造了云南“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迫害,1.4万人被迫害致死。2月,康生又伙同谢富治制造了内蒙古“内人党”冤案。“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经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批准成立,大革命失败后就已不复存在。但康生说:“军队内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就附和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在这一冤案中,34.6万余人受到诬陷,1.6万人被迫害致死。

2月,上海师范学院专案组派出两个人前往青海某监狱提审一个案犯,了解姚文元的父亲、叛徒文人姚蓬子的历史。案犯详细地交代了姚蓬子叛变和加入特务组织的情况,并写了证明材料。材料交看守员盖章时,看守员发现是有关姚文元父亲的问题,便向青海省公安厅报告,青海公安厅便命人将两个调查人员禁闭了起来。谢富治接到青海来电,大发雷霆,立即把同意调查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叫来训了一通:“姚文元的父亲,你敢随便答应人家调查?你的胆量这样大!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当,你的脑袋还要不要?”而后谢富治又具体指示:这是一件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的恶毒阴谋。要把两个外调者抓起来,用飞机送到北京。后上海师范学院姚蓬子专案组被解散,有关人员被隔离审查。

7月,谢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调700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他对参加的工作人员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他们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
400余件,制造出多起假案、错案。其中有一件即是“中国共产党”假案。

1967年10
月8日,在北京出现一份不同寻常的传单《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它深刻地剖析了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指出这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大破坏,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在那里兴风作浪,指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为这些“左派”撑腰的是林彪。传单惟一称赞的人是周恩来,说现在局势所以还有一线挽救的希望,是因为有日夜操劳的总理在苦撑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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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传单一在北京出现,立即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和谢富治把持的公安部。谢富治如获至宝,立即调集了公安部的专家破案。很快,11月24日便在天津破获此案。写信者是天津一家煤球厂的一个工人。他承认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他一人干的,没有任何其他人参加。经过公安人员对笔迹及油印机进行鉴定,确定的确是这人所为。这一案件本可以结案了,但事情并非如此。

1968年4月28日下午,陈伯达和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接见专案组人员。陈伯达说:“抓了几个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党的情况。不行。我的意见你们不算破案。要像富治同志讲的,你们要追,要很严肃、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追查了几个月,进展不大。8月19日、12月6日,陈伯达和谢富治又两次接见专案组,给他们打气。陈伯达很明确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谢富治干脆挑明了:“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

查到最后,12月间,竟查出一件“惊世奇案”—“中国共产党”案。在刑讯逼供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女实习研究员周慈敖,被迫按照专案组的意图交代说在北京有个“中国
共产党”,“中央书记”是朱德,“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是陈毅,“总理”是李富春,“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委员”有王震、萧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而且,这个“中国共产党”在1967年7月,还曾秘密召开过“代表大会”。

谢富治看到供词后马上指示:“你们报告的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第二天,他又迫不及待地指示:“要她写,要她写真的,明天就要她写,明天就要写好。”但因牵扯到的领导人太多,而朱德等领导人在中共九大之后又分别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谢富治不敢把这个荒唐的材料上报毛泽东,要求封存起来,暂不销毁。直到九大后,谢富治仍对专案人员说:“要对它进行坚决斗争,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案犯口供也算数,要防止暂时拿不到证据而把敌人放走,……不能轻易否定问题,不能不积极,不要消极,不要为敌人辩护,我担心你们出现这个错误。”最后,这个
“惊世奇案”不了了之。

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

“文革”刚一开始,身为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就策划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1966年5月,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月以后,工作组的人数竟增加到313人。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市委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及其他领导成员隔离审查、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狱。不仅如此,谢富治还伙同康生等人,指使、策动夺取了北京市的领导权,北京市领导干部13人遭到诬陷迫害,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邓拓和副市长吴晗等人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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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贵宾713线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在钓鱼台16楼商量要陶铸开头炮,便冲着徐向前说。谢富治还鼓动造反派接管公安事务。12月31日,谢富治与周恩来接见了北京政法学院造反组织“政法公社”。谢富治竟突发奇想,对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试点,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来,由你们去管。”周恩来愤怒地对谢富治说:“这是你说的,我不能同意!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这样大的事,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还要请示主席批准才行。”

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受到谢富治重用的军管会副主任刘传新掌握了军管会的实权。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军管会先后炮制出《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同时,谢富治还要求全国加快砸烂公、检、法的步伐。周恩来对此忧心忡忡,在接见山西代表时一针见血地斥责了谢富治的行径:“公安部把所有局长的权都夺了,只剩谢富治一个人,这怎么做工作?这是剜心战术。”

8月7日,谢富治与王力两人各发表了一次着名的造反讲话。王力在接见外交系统造反派代表时,煽动要向外交部夺权,打倒陈毅,引起了外交部的大动乱,酿成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恶劣外交事件。这个讲话被称为“王八七讲话”。同一天,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了“谢八七讲话”,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

1968年
4月,谢富治授意刘传新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名义,写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长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死心塌地为美蒋效忠”,是“反革命集团”。《报告》称“市公安局的特务间谍活动是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刘仁的指挥下,遵照美蒋旨意进行的”。《报告》上报中央,于10月7日以中发142号文件转发全国,成为谢富治等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根据,在全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文革”中,人一夜之间可以变成“鬼”,“鬼”一夜之间也可以变成人。
1967年1月5日早晨起来,我们学校一夜之间与北京市一样,满街满墙贴满了陶铸的大字报,“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揪出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陶铸”!陶铸当时是中央常委,第4号人物。4日还在工人体育场接见三军文艺造反派,5日他的名字突然就打了叉。这就是神秘莫测汹涌如潮的“文革”!我的感受,文革的性格就好像江青神经质的性格!
毛泽东公布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接着召开了八届11中全会后,中央领导和中央领导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成立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享有很神秘的界限不清的特权。8月下旬,中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碰头会一般周恩来主持。江青革命成功,大喜望外,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要通过文革成就一个武则天式的新女皇。她天天开始作女皇的美梦!
接着中央要召开第一次批判刘邓的政治局生活会,谁来开这第一炮呢?左派领导们十分担心刘邓影响巨大,会议会冷场,会议开不起来。找谁开头炮呢?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在钓鱼台16楼商量要陶铸开头炮。第一毛主席、林副主席刚刚调陶铸来中央工作,是对他的信任,他不能辜负信任;第二过去批评过刘少奇;第三他是四野的人,林副主席信任他,是林副主席推荐他到广州工作的。他开第一炮最合适。江青说我与陶铸关系不错,我去给他谈,让他开头炮。大家都说,只要江青同志出面,陶铸肯定一口答应。江青说你们还要找几个人,接着陶铸开炮。
江青到中南海西厅找陶铸。江青过去每年到广州疗养。那时候,她只是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不能参加中央的政治活动,很失落,很寂寥,感觉自己是深宫怨妇,但陶铸夫妇热情接待,照顾不错。他感觉陶铸对她很尊重。8月1日陶铸已经接到通知,政治局要召开批判刘邓生活会,要准备在生活会上的发言。江青来到中南海陶铸的家,问:“你准备好在生活会上发言稿了吗”?陶铸笑笑,表示歉意:“没有”。江青说“你是左派,主席和林副主席信任你,你早就向刘少奇开过炮嘛”!陶铸迟疑了半天,他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第一线全力纠正1958年以来的浮夸风共产风错误使国民经济走上正规很赞成。他说:“不行,不行,我不能开头炮”。江青说:“你怕什么?有我们给你撑腰,中央文革小组都和你站在一起,你怕什么?你以前不是对刘少奇开过炮吗”?陶铸说:“过去,那是正常的党内批评”。江青说:“现在也是嘛,你就像过去一样,炮轰就行”。陶铸急不择言,说:“不行不行,我不能落井下石”!江青大吃一惊,“什么?落井下石”?江青的嘴本来就大咧咧的,此时更张得像个喇叭口,她脸色黑红,说:“这是原则问题,立场问题,是拥护不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陶铸低头长时间不语,他不停地抚摸着自己的下巴,心里很矛盾,很难过,很复杂,也很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江青讥讽地说:“你这个人还满有人情味的嘛!怪不得你不住钓鱼台,你住到这里来!人以类聚嘛,你在这里离老右们近呀”!
陶铸一头汗,江青晃着脑袋悻悻然而去。
钓鱼台16楼,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都在等她的好消息。江青气呼呼地进来,说“没想到陶铸是右派,他坚决不开头炮”。陈伯达说“他实际上是刘邓的人,这个人很坏,他到中央来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张春桥梗桌脖子说:“他不给江青同志的面子,我们也不给他的面子了”!张春桥抽着一支烟,说:“那只好去找谢富治了”。
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央政法小组组长,政法口的第一把手,是掌握刀把子的。他是我们学校的最高领导人,我们学校许多造反派头头与他很熟悉,可以直接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直接指挥学生造反派夺取了北京市公安局大权。造反派头头的黄色背包里装着一兜北京市局的大印。我看见天天挂在他的屁股上晃来晃去。我党成功潜伏在蒋介石决策核心里的地下工作者就是这帮人泄密的。
谢富治是黄安人,在鄂豫皖根据地当过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为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为二野第四兵团政委。邓小平是他的老政委。谢富治穿着圆口短汗衫,见江青同志亲自来给自己打招呼,马上递给江青一把芭蕉扇,满口答应,说:“好,江青同志,我听你的,我开这第一炮”。
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谢富治果然撕破情面,与“刘邓”面对面抢先开火,抢先发言,批判刘邓一贯推行一条错误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刘邓派工作组镇压文化大革命;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他的第一炮,打得很响,一下把会议的气氛掀起来了。然后林彪对“刘邓”开了重炮。然后,凡是江青、康生、张春桥等左派领导打过招呼的人也跟着林彪、谢富治的调子猛烈开火。原来怕会议开不起来冷场的担心和顾虑都一扫而光。谢富治立了大功一次,受到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的表扬,兼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其媳妇刘湘萍突然被任命为中央卫生部部长。这一天下午,周总理与陶铸正在研究保护各省书记的名单,那边江青、康生、陈伯达在隔壁接见武汉“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江青说“陶铸是你们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我为了挽救他,不遗余力,可他就是不肯改悔”!陈伯达说“他这个人很坏”!江青说“他是特务”!康生说“他是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叛徒”!江青说“对,他是叛徒!”
陶铸是祁阳人,1926年入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领导了厦门劫狱:抗战中创建鄂中游击区,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政委,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解放战争时进军东北,任辽宁省委书记,西满省委书记,西满军区政委,四野第7纵队政委,沈阳市委书记,然后授命秘密化妆进北平与傅作义谈判,然后授命带领南下工作团开辟南方9省……。没想到文革中成为江青案板的上鱼肉。
这一天深夜,陶铸与总理研究完工作,疲惫地才回到家里,夫人告诉他“江青、康生、陈伯达点你名了,说你是没有打倒的最大的走资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表”!陶铸一笑摇头说:“不可能,下午他们还与我在一起说说笑笑的”

  陈伯达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复辟逆流”,是他的一大“创见”。“大闹怀仁堂”发生在二月,于是,便被称为“二月逆流”。这一“新名词”传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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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从王力那里知道林彪讲过“徐向前他不能代表解放军”,便冲着徐向前说:“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谢富治是受“表扬”的,这时气焰甚盛,说道:“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

  江青最善于“上纲上线”!她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反党事件。是事件!是一次政变的预演!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演习!是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

  但是,你们失败了!永远地失败了!”

  这些天缄口默言的陈伯达见江青上阵,也大为活跃,发表“理论性”的“高见”:“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就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的逆流,最终,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陈伯达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复辟逆流”,是他的一大“创见”。“大闹怀仁堂”发生在二月,于是,便被称为“二月逆流”。这一“新名词”传遍全国。据查证,陈伯达在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之后,立即“积极”起来,给毛泽东送去一份天津小站的材料。毛泽东看后,写了批语:“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陈伯达马上加以发挥,称之为“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的逆流。”

  “中央文革”发动红卫兵,把批判“二月逆流”公开推向社会,北京街头顿时贴满大字标语:

  “坚决击退二月逆流!”

  “坚决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帅”、“三副”要么受冲击要么靠边,要么被打倒。“四帅”、“三副”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么一来,一下子倒了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早已排挤,刘伯承年老体弱,剩下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处于瘫痪状态!

  “中央文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文革”代替中央政治局!

  按照党章规定,在中央全会休会期间,中央政治局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文革”

  趁着批判“二月逆流”,乱中夺权,从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展到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

  于是,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党的领导机构,名曰“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周恩来参加。

  这个“碰头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是“左派”。周恩来在异常艰难的状况下工作着。

  真个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陈伯达从垮台的边缘爬了起来。这个“中央文革”组长手中的权力更大了。

  他急于取悦于毛泽东。本来,《红旗》的社论大都由王力、关锋捉刀,他不过动动嘴巴,发发指示,在最后定稿时动动笔。这一回,他一反常态,亲自执笔写一篇《红旗》杂志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他以为,毛泽东对他送去的天津小站的材料作了指示“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他写的社论正是对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加以发挥。迎合毛泽东的见解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赞赏,由此会对他这“理论家”产生好印象。

  不料,毛泽东的看法在随时改变之中,诚如他在2月10日狠狠批评陈伯达、江青,而在2月18日就转了风向,批评起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来了。当陈伯达把《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一文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改变了看法。毛泽东说:“究竟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于是,毛泽东压下了陈伯达送来的社论———这是“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因为《红旗》社论送到毛泽东那里,向来没有被压下来不准发表,最多只是作些修改罢了。这一回,由《红旗》主编陈伯达亲自写的社论,被毛泽东压下,不准发表,给陈伯达因“胜利”而发昏的脑袋来了一帖清醒剂。

  到了4月下旬,毛泽东已完全否定了“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看法,亲自批准让“四帅”“三副”在五一节时上天安门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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